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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卖自家的地能有这种问题吗?因此向农民买地,交易方式还可以更加灵活,是否拍卖都不必硬性规定,也就未必真会妨碍合理的商业开发。当然,这不是说双方“自由交易”政府就无事可做,政府可以从规划的角度对商业开发进行指导,可以为交易构筑和维护法治平台,可以为双方提供交易信息和其他中介服务,以降低交易成本——这才是经济学意义上真正的降低交易成本,而不是像有些滥用新词的朋友那样,号称以强权降低“交易成本”,实则是剥夺弱者的交易权利来单方面为强者降低“成本”,同时却让弱者承担惨重的“成本”。至于怕农民轻甩贱卖土地,这不是恰恰解除了前一个疑问、促进“商业开发”了吗?当然这实际上不太可能。放[世界,哪个“土地私有制”国家能像我们这样靠大量圈地创下“爆发式城市化”的奇迹?哪个“土地私有制”国家能够使房地产业者在巨富首富群体中占到如此大的比例?我们的许多官员不都是恰恰认定了农民不会轻甩贱卖,才反对地权归农,认为这会毁了我们靠“圈地”创造的奇迹吗?而东欧的私有化转轨一度造成困难引起一些朋友的嘲笑,很重要的原因不就是“工会吓跑投资者,农民赶走圈地客”吗?“调整一次,然后稳定”?所以,地权改革说难很难,说易其实也很易,它与其说需要政府做很多事,不如说恰恰是省了政府很多事:它只要切实尊重已被承认的农民土地“使用权”,就是大大突破了。进一步地,至少在农地方面,应当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土地“农转非”问题上,农民也应当有受限的所有权)。至于农民是以“集体”还是以农户方式拥有这种地权,可以因地制宜,让各村农民自行选择。那种不管农民愿意与否,地权必须归“集体”而且必须归官办(即行政性)集体的规定应当打破。其实,过去就是因为这种规定,导致“征地款”堂而皇之地被“集体”官员拿走而失地农民往往被无情剥夺。民怨沸腾之下,近来决策层俯允民情,在征地改革中明确规定“征地款”必须发给农户,不许以“集体”名义截留。这项改革是很得民心的。但这种变革无疑给所谓集体地权之说打了个大大的问号:征地款按理就应该给土地所有者,征“集体”的地,地款却必须给农户而不能给“集体”,这说得通吗?反过来讲,地款可以归农户,地权却不能归农户,这是什么逻辑?过去官员借“集体”之名截留地款之弊,与强制性“集体地权”之弊不就是一回事吗?如果现在仍然确认官员可以强制归并地权,那他们用这种权力变着法儿“归并地款”你拦得住吗?所以,在确认地款归农之后,现在应该是承认地权归农的时候了。农民应该有权选择“集体所有”还是“农户所有”。选择“农户所有”的以后还可以联合起来,选择“集体所有”的也应当留有“退出”机制。如果选择农户所有,也应该让他们选择实现的方式:是承认现状呢,还是“调整一次,然后稳定”?无论哪种办法,本来都不难操作,这种“调整”在现行土地制度中也是有规定的,在现状离“平等起点”不太远的情况下它不会引起什么震动。但如果那种权力玩弄土地的状况持续下去,未来权力兼并造就既成事实后就很麻烦了,所以改革虽然应慎重,但也不宜久拖。地权归农后,官员就不应当乱“调整”了。而此前他们是可以“调整”的。但是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调整”就应当讲公平,而“效率”应当让市场来推动。政府应该认可合法致富者,但不能用权力剥夺穷人和制造富人。像过去那样,一面否定平均地权原则、一面用“调整”来造成“规模经营”,甚至干脆用“调整”来为财政“创收”,那就不如不“调整”!底线之上,百花齐放农民集体拥有地权当然是很好的。现代“小农”能够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就是依托了合作制。所以集体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但为什么说选择“集体所有”的也应当留有“退出”机制呢?因为一个号称提倡集体主义的社会,首先应该保障结社权,取消“结社责”。换句话说,人们应该自由地而不是被迫组成各种集体,而我们现在恰恰两者都缺陷:想结成的集体不能结成,而不想结成的集体却又无法退出。不能退出的“集体”是什么意思?那在逻辑上等值于监狱。如果集体在人们的心目中与监狱类似,那怎么能够唤起人们的集体认同感,即所谓集体主义意识呢?近来有个朋友竟然想不明白小岗村当年闹单干为什么需要齐心协力按“血手印”搞“生死文书”,他说集体主义应该是用来搞“集体化”的,怎么会以集体主义来逃出“集体”呢?我想他应该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把一群人关进监狱是不需要他们有什么“集体主义”的,但这群人如果想冒险越狱,那倒是必须有集体主义精神才行,各顾各是干不成的。同样,在人民公社时代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是不需要农民有什么集体主义的(只需要他们一盘散沙敢怒不敢言足矣),倒是那时搞“瞒产私分”需要大家齐心才行。而那时的体制恰恰对这种集体主义是拼命打击的。所以无怪乎我们国家提倡了几十年“集体主义”,到头来却发现人们的合作是那么困难,公德是那样的缺乏,公益精神是那么淡薄,自主组织资源是那样的稀缺,以至于有人要大叫“人心散了”。因此,与其说结社权是“自由主义”的需要,勿宁说“社会主义”更需要这种权利才对——实际上“社会主义”的词根“社会”(society),在西语中它与协会、学会等是一个词,就是自由结社的意思。正如马克思、滕尼斯等人指出的:从“共同体”到“社会”是个大进步,中世纪只有依附性的“共同体”,近代有了自由人的结社,才有了所谓“社会”。没有自由结社就无所谓“社会”,又谈何“社会主义”呢?然而今天在据说是“各顾各”的“资本主义社会”或者“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中,结社权早已不是问题,而在据说是提倡“集体主义”的我们这里它却还八字没有一撇。这已经够莫名其妙了,有人却还想以推行不准退出的“结社责”来促进“集体主义”,这不是南辕北辙吗?我国如今这种“人心散了”的状态,不就是因为结社权太少而“结社责”太多导致的吗?如果地权能够归农,或者更广泛地说,如果农民的各种现代公民权利能够在土地问题和其他问题上得到实现,那么无论在“农户所有”还是“社区所有”的基础上,农民都可以行使这些权利形成各种联合,包括左派朋友的各种建议也都有了一试的基础:从“欧文村”到“喀拉拉邦”,从蒙德拉贡到罗奇代尔,从基布兹到莫沙乌,不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吗?人民公社时代南街村一直贫穷落后,而农民有了分田单干的自由后,坚持“公社选择”的南街才异军突起。那么将来地权若能归农,我们又何愁没有更多的南街村(假如它的确反映了农民意愿的话)?1 2 3 4 5 6 7 8上一页下一页
发生在2010年年末的“12·6”济南特大伪造金融票据案震惊业界,不但将齐鲁银行推向了风暴漩涡,同时让中国的银行业也经受了一次冷酷的信誉大考。春节前的1月9日,山东省纪委新闻发言人、省纪委副书记、秘书长王喜远在新闻发布会上特别强调去年该委“集中力量查办了‘12·6’特大伪造金融票据案涉及领导干部违法违纪问题”。但在一位熟知内情的人士看来,涉案金额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案件尚未有司法定论,齐鲁银行案还远未了结。被查“厅官”只公开3人尽管山东省纪委通报中提到了“9名厅级干部”,但到目前为止官方消息透露的涉案厅官只有3人,这3人早已在案发后一月内(2011年1月底前)归案。最先归案的厅官应该是原山东省商务厅副厅长、党组成员郭伟时。2011年8月19日,郭伟时被检方指控收受贿赂272万元,在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泰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郭伟时利用担任副厅长的职务便利,接受上海全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济源的请托,为其谋取将山东五征集团有限公司、浪潮集团有限公司两企业资金存入齐鲁银行之利益,于2007年4月至2009年5月,收受刘济源所送人民币共计272万元。案发后,赃款已予以追缴。据《华夏时报》了解,1955年出生的郭伟时在齐鲁银行案案发后即被有关部门带走。但该案至今尚未作出判决。山东省纪委披露的另一位涉案厅官是淄博矿业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马厚亮,时年53岁的他案发时已经出任山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被认为是山东省整合煤炭企业后的山东能源集团首任董事长的不二人选。但就在山东能源集团确定挂牌的当天(2010年12月18日),他因齐鲁银行案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山东官方尚没有马厚亮涉案的具体细节,坊间传闻,在刘济源的从中介绍下,马厚亮曾将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亿元左右的资金存入齐鲁银行,并因此收受了数额不小的“回扣”。1949年出生的郎庆田在涉案厅官中被认为是“最悲催”的一个。2011年1月,郎庆田因涉及齐鲁银行案件被抓时已经卸任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半年多时间。山东省纪委并没有披露郎庆田涉案的具体细节,但据知情人士透露,郎庆田涉及齐鲁银行案的模式可能与马厚亮类似。“郎庆田1971年起在新汶矿业从掘进工干起,到1996年便主政新汶矿业,在众人看来已经离职的他已经圆满了,谁料想会在这件事上出了岔子。”一位熟悉郎庆田的政府官员惋惜道。资金掮客的能量根据此前济南市公安局的说法,刘济源是“通过伪造金融票证等手段多次骗取资金”。但具体的路径现在仍没有官方的明确说法。但在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看来,发案的根源在于“拉存款”。“涉及齐鲁银行案的人员主要包括四种,一是银行内部人士;二是当地大型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财务部门负责人;三是手握实权的党政部门官员。”上述人士对本报说,“最关键的是穿梭于银行、企业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资金掮客,也就是刘济源。”因为能够拉来巨额存款,刘济源一度成为行里领导的座上宾。上述人士告诉本报:“刘十分清楚银行追求的存款规模,所以他会知道现在的各家银行都急于揽存,于是以高息唆使或同企业合谋到银行协议存款并贷款。”根据案情分析,刘济源的主要操作模式应该是,首先策动各类社会关系网罗一些资金雄厚的国有企业到齐鲁银行开户存入大额资金,然后利用银行和存款企业管理漏洞,通过伪造金融票证向银行办理存单质押贷款,骗取银行资金。刘济源的真实身份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在了解案情的人士看来,能把这么多大型国企负责人乃至“诸多”厅官“摆平”的刘济源显然没有那么简单。本报注意到,2011年8月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郭伟时案,曾披露刘济源的身份是“上海全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另据本报了解,刘济源在北京还开设一家外贸公司,涉及到一些信用证业务。但至今关于刘济源的详细涉案情况目前尚无官方定论。本报注意到,案发后的2011年4月29日,齐鲁银行曾发布公告称,将推迟2010年公司年报的发布。又一个春节过去了,这份迟发的年报依然没有出炉公布。更关键的是,齐鲁银行案涉案金额以及齐鲁银行的损失情况,至今仍是未解之谜。齐鲁银行案事发之后,关于涉案金额及齐鲁银行损失情况众说纷纭,甚至有媒体称涉案金额过百亿,同时传言山东的多家国有企业牵涉其中。但至今还没有更明确的官方说法。华夏时报
韩联社首尔1月29日电 朝鲜当局向居民配给的粮食量从去年10月后继续增加。最近访问朝鲜的一位民间团体有关负责人29日表示,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常驻朝鲜办公室处获悉,朝鲜本月人均粮食配给量比前一个月有所增加,达到395克。据WFP介绍,朝鲜人均粮食配给量从去年4月的400克减少到6月的150克,之后从7月至10月维持200克的水平,而到10月则猛增到355克,从此到12月每月增加10克。本月的配给量环比增加20克,比朝鲜当局去年底向WFP提供的资料里提出的380克多出15克。据分析,朝鲜的粮食配给量之所以增加,是因为去年秋季的粮食收成同比约增加30万-40万吨。据悉,朝鲜去年从中国进口大规模肥料,努力增加粮食收成。此外,朝鲜自去年秋季后继续进口粮食。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方面预测,今年朝鲜将通过进口和援助,能够确保40万吨粮食缺口。虽然不是很充足,但在此基础上,朝鲜至少不会出现“饿殍遍野”的情况。
中新网1月29日电 秘鲁首都利马圣胡安德卢里甘秋区的一家戒毒康复中心当地时间28日上午发生火灾。美联社引述官方数据称,此次火灾已造成27人死亡,5人重伤。法新社报道称,此次火灾造成至少26人死亡,12人受伤。 秘鲁卫生部部长泰杰达(Alberto Tejada)表示,这家戒毒中心没有合法营业执照,人员非常拥挤,“如同囚犯”。 当局称,26人当场死亡。检方发言人桑切兹(Raul Sanchez)表示,28日晚上,6名住院的男子中1人伤重不治身亡。 秘鲁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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